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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叫徐子衿，生在医药世家，于是我也成了医生，虽然我不喜欢。[]他们都说我需要一份固定的工作，音乐是没有前途的，我从小就是这样被教育，家里除了外科医生以外，中医、内科、妇产科、耳鼻喉科一应俱全，我生来就是为了补这个空缺的，于是我读了医大，本硕连读，临床医疗，不过我是高材生，14岁读的大。我还记得那时候大一生校不让带电脑，选课要去网吧选，可是我连进都进不去。七年本硕，我提前了一年，20岁毕业，虽然我并不满意这个速度。
我喜欢音乐，骨子里有着叛逆，硕士毕业我出了国，美其名曰继续深造，去了荷兰阿姆斯特丹，拜访了那位经常上电视的中医，也去看了那纸醉金迷的红灯区，我爱死了阿姆斯特丹大，却说不出原因。我了荷兰语，为了更好的适应这个国家，也了基本的德语和法语。我喜欢欧洲的音乐，很自然或者很恣意，我曾听过人说很多外国人不是很认可朗朗，只有国人才会那么捧着他，因为朗朗技巧有余，感情不足，拼技巧的弹奏不足以打动人。
我在荷兰呆了6年，考了语言，拿了所谓的永留，顺便去了各个国家看了一看，我在一个小镇耗了两年，那之后也常去拜访，因为那里有位制琴师，大中小提琴、琴弦他都会，手工制作，十分难得，他从不介意我用不流利的荷兰语和他交流，他是一个性情中人，常常说着混合着德语、法语和英语的荷兰语，所以我总是听不懂，他看着我懵懂的样子才恍然大悟。我喜欢听他拉琴，我知道，琴是需要拉开的，如果没有拉开，即使琴的材质很好，琴的音色也不会很好。后来我也会了制琴，后来我混迹于欧洲各种酒吧，唱着各种风格的歌曲，后来我疲惫的回国。那时我26岁。
我住在宁波，那是为了工作和家庭，我们家都住在这个城市，爸爸妈妈和哥哥。我有一所房子，在前童镇，或者说那并不是我的房子，只是我付了足够一生居住的租金，我并不需要房子的所有权，也不想传给后人，我第一次见到前童，就爱上了这里，即使有些破败，有些沧桑。
我喜欢越剧，这是我住在宁波最大的好处，即使这里没有演出，宁海、杭州或者上海都并不远，我想去看戏的时候都可以去。
我爱唱歌，到了夜晚，我是酒吧里的疯狂主唱。我会所有的常见乐器，虽然不精通。
我谈过好多场恋爱，却只爱过一个人，我和很多人分分合合，却时刻准备着为他粉身碎骨，他是我的劫。我从没想过和他在一起，只希望他好好地活着，因为他的幸福和欢乐是我给不起的，所以就远远地祝福。我身边换了多少人，即使我多厌恶自己，即使我被很多人碰过，我的心还是干净的，干净的只容得他。
我是一名医生，我入院的时候就是副主任医师，是破格引进的人才，因为我的历和履历，因为我有国外留的背景，因为我在外留时和导师一起做了一个轰动一时的课题。
几年以后，我的奔3大业终于完成，我带了一些课题，又搞了一些研究，升成了主任，和x大签约，做了个挂名的教授，其实也不算挂名，每一年我去大活做六个讲座，说些我做过的手术或者中外对比。
这一年我在医院见到了他，他安静地躺在那里，插了很多的管，我和内科的人会诊，带着很多医生不断地开会讨论，我们做了很多准备，采取了很多措施，但是终究无能为力，我了一生的医，却救不回我最爱的人。我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救他，也没有办法阻止，阻止那些要分割他的人。他是志愿者，身上能捐的都捐了，甚至是皮肤。我是医生，我有责任保护好将要被捐赠的器官，他的家人放弃了治疗，我们就应该最快的完成所有的移植手术。我亲自取了他的耳钉，按照以前的例子把病号服反穿，然后发现了他的项链，那是我送的，十年以前送的，链子已经换了，但是吊坠还是那个。我回头好好看着他，他还活着，虽然只是靠机器活着，但总是活着的，我最爱的人，我要看着别人取他的眼角膜，取他的一个个器官，甚至他的皮肤，而我不但不能阻止，还要亲自备皮，我看着他一点点失去自己，在他还活着的时候。可我是个医生，真残忍，救人的医生，还是杀人的医生呢？
手术很复杂，多台手术同时进行，他失去了肝、肾…最后失去了心。随着身边的内科主任最后的一声“手术完毕，一会儿补充记录完成。”我坐在了地上，后来我不知道我是如何脱了手术服，也不知道怎么走出手术室的。当我回过神来，我只问了一句，“67床，骨骼也捐赠了吗？”我得到了“没有”的回答。
我去了病房，看见了他的家人，我哭红的眼似乎也伤了他们的心，我慢慢的叫了声：“叔叔阿姨。”阿姨又哭了，不再说话，只默默流泪，于是我和叔叔开始了谈话。
“子衿，辛苦你了。你也别太难过，叔叔知道你们关系很好，但是真的别太难过。我们也没事的。”
“他没有捐赠骨骼，您要火化吗？”
“那孩子的脸，还能看得清吗？”
“脸部只取了角膜，所以很清晰。”
“那身上会不会太恐怖，是不是没剩什么了。”我看见他忍着泪。
“手术之后清理过，也盖了白布，身上也不会流血。”
“那孩子想要海葬。”
“海葬吗？这样啊。你现在去看他吗，还是一会儿再去？”他迟疑了一，点点头，却没说到底什么时候去。
“火葬之后，将他托给你，好吗？”我吃惊的看着他，没有说话，毕竟这是不合常理的，虽然我很希望。